【香港快遞查詢】賈敬芬:承啓蘭大細胞學科發展

日期: 2018-10-16 閲讀: 來源: 關鍵詞:

時間:2014年10月20日9:20
  地點:蘭州飯店
  人物:賈敬芬
  採訪人:王秋林
  攝像: 紅葉
  文稿摘錄整理:屈言雪(學生志願者)
         宋歡予(2015級萃英學院數學班學生志願者)

王:賈先生,您好。學校檔案館從2012年3月份開始,一直推進一項工作,叫“萃英記憶工程”,就是請老先生回憶自己所經歷、瞭解的蘭大(同時也收集相關的實物檔案資料,照片、筆記、講義、證章、書信等),這些將作為歷史資料在檔案館裏永久保存,成為後人瞭解、研究蘭大的資料。今天請您給我們做個回憶。

我是老蘭大

賈:我是1957年考到蘭大生物系植物專業的,那時是五年制。到了1962年大學畢業後,考了研究生,成為鄭國錩先生第一批研究生。因為趕上文化大革命,直到1967年才發研究生畢業證。我被分配到中國農科院作物研究所。我在那裏工作到1970年底。到1971年元月份以後又作為教職工調來蘭大了,一直待到1996年;只有中間兩年作為訪問學者去了瑞士。所以我是老蘭大的學生,也是老職工。調到蘭大來主要是因為丈夫王勳陵(原生物系教授、系主任)在這兒工作。
  1957年冬天參加過引洮工程,在西果園修水渠,1958年去西固建自來水廠時挖土方,打地基。1958年秋冬,去甘南舟曲原始森林藏族區參加大鍊鋼鐵。
  從1957年到1959年,我們那屆學生遇到的老師教學非常認真,特別是幾門化學課、植物學、分類學的老師。1960年到1962年,這個時候已經是生活困難時期了,天天捱餓,班上得浮腫的男同學不少,我甚至也得了半年肺結核。但是,那三年還是能夠安下心來學習,那時開會少了,也沒有多少體力勞動。可以説大學階段的專業基礎是在後三年打下的。那時餓着肚子也學,好像也沒有什麼怨言,因為全國的形勢都那樣。我分配學植物學專業,我們每年暑期都有野外實習,前三年暑假曾到過興隆山,麥積山,隴南山區。後兩年去民勤治沙站實習,學到了不少感性知識。

江隆基印象

1959年江隆基校長調到蘭大,那時我是大三學生。江校長是一位高水平、很有魄力,深受尊敬的教育家。他那時常在飯廳二樓作報告,全校的師生都來聽。我記得那時聽説江校長要作報告,我們學生都異常興奮,非常喜歡聽他作報告。我感到最幸運的一件事,就是在我大學和研究生時期遇到了這樣的好校長。江隆基校長對黨的事業高度負責,堅守政治原則,是很有魄力的教育家。他來了以後整頓教學秩序,糾正左的傾向,積極調動受壓抑的、有真才實學的專家、教師們的積極性,使得蘭州大學面貌一新,走上了正常的教學軌道。我們大學後三年能踏踏實實學些專業知識,也得益於江校長來後建立的正常的教學秩序和興起的良好學風。蘭大的好校風延續至今,與江校長時期打下的基礎很有關係。好的校風、學風使得蘭大的學生具有勤奮、刻苦、和務實、好學的特點。蘭大雖然地處西北,條件很差,但我們學校卻在國內外有了很高的學術地位和聲譽。
  大學畢業後就成為了鄭國錩先生的研究生。在良好的學風環境中,大家能認認真真讀書做學問。在研究生階段學習細胞學,還補休了遺傳學及高級生物化學。鄭先生為我和另一位師兄選了植物細胞化學作為研究方向。正是在研究生階段,鄭先生把我們引向了做科學研究這條路上來。在文革期間我被分配到中國農科院作物所工作。

和鄭先生一起搞科研

我1971年調到蘭大時還處於文革階段。沒有學生,沒有教學。當時生物系在辦工廠,我被分配洗瓶子。還有幾位外系的老師都在我們生物系勞動。記得林迪生校長,馬列主義教研室的蔡寅老師也和我們在一個大教室裏一起洗瓶子。

1985年賈敬芬在實驗中

大約在1971年秋,軍區被服廠有一個任務交給學校,説是部隊的皮大衣太重,想想辦法用微生物脱油脂減少重量。由生物系鄭先生牽頭,組織幾位老師做這項工作,我也在其中。從皮大衣裏面分離了好幾種菌,進行微生物發酵,然後提取脂肪分解酶,篩選脂肪酶活性高的菌種。我承擔酶的提取、活性分析、檢測等。那一段時間和鄭先生一起做這項研究,覺得好容易有機會進實驗室做實驗了,所以過得特別愉快。目的明確,而且不斷有進展。還獲得了活性較高的脂肪分解酶,篩選出了幾個好菌種。

其實在文革期間,鄭先生還是在關注着國內外在細胞學方面發展動態。雖然沒有教學,沒有什麼課題任務,但聽仝允栩先生説過,他依然在家裏留意着專業書和雜誌。那時候我們幾乎不看業務書,誰都不知道將來要做什麼,但是鄭先生還是能穩住,比我們頭腦清醒。大概是在1972年,他就提出做花葯培養-單倍體育種。這是國際上興起的一種育種新技術,中科院有的單位已着手搞起來了。鄭先生倡導下,由楊漢民幾位老師就開始了小麥花葯培養,一直延續了十多年,取得很好的結果,還帶動了後來的教學和學生培養。
  到了1973年,國際上興起了一項熱門課題-原生質體培養,即把植物細胞壁去掉,遊離出裸露的原生質體,經過培養後再生新壁、再分裂,再長成植株。這種技術的目標就是進行體細胞雜交和導入外源基因;因為在沒有細胞壁的階段,可以誘導原生質體融合,這種融合可以在種間、屬間、甚至在科間進行,從而產生遠緣體細胞雜種,克服有性雜交不親和性。因為沒有細胞壁的阻擋,原生質體可以攝取外源DNA,獲得緣遠轉基因雜種。原生質體培養是這些研究的基礎。
  這項工作就由我來研究。當時覺得很深奧,高不可攀。我們從來沒有操作過活細胞,要用的特殊藥品,纖維素酶和果膠酶也買不着。那時也沒有立課題,只是想試試。沒有無菌操作設備,就找木匠用三合板做了個木頭箱子,前面挖兩個洞,可以把手伸進去,裏面安上紫外燈管,加上酒精燈,算是無菌操作箱。這樣實驗勉強可以做,但是操作單細胞還是經常染菌。買不着酶,就從上海植物生理所要來他們分離的菌種,自己進行培養髮酵,提取纖維素酶。除了培養基有各種化學成分外,還要新鮮綠色稻草,蘭州這裏又沒有,到處去找。沒有冰箱、低温設備,提取酶就只能在大冬天把窗户打開,使得房間變得很冷。提煉的酶並不純,勉強能用,就這樣我們開展了原生質體分離和培養工作。
  我們還是在國內高等學校裏最早開展這項研究的。那時開展原生質體培養的單位只有五個,科學院的四個,高校就我們一個。後來1978年以後,搞這一領域的單位就多起來了。所以鄭先生指點的這一科研方向還是緊跟了國際前沿。
  鄭先生有一個從事一生的研究方向——植物的細胞核染色質穿壁轉移現象及其機理研究。這項研究他從美國回來就開展,該課題搞了五六十年,在國內外細胞學界,還是很有影響的。他和國內做類似研究的老專家吳素萱、婁成後用的實驗材料不同,研究角度也不同。鄭先生先用蘭州百合的生殖細胞做這個實驗。後來觀察了幾十種不同科屬的植物,發現很多植物都有這種現象,他首先提出“染色質穿壁在植物界具有普遍性”。接着從顯微、亞顯微,細胞化學的方法,研究穿壁過程中核酸、蛋白質、酶的活性的變化,從而進入到機理方面及其生物學意義的研究。後來用上了分子生物學手段,把這種現象機理研究得比較透徹。有的論文發表在國際著名雜誌Protoplasma上面。

王:鄭先生也曾説到有兩篇比較有影響的論文,這就是其中之一嗎?
  賈:是的。鄭先生看準哪個方向,覺得它值得深入,堅持下去必有成果,另外也絕對不要忘記開拓性的領域。這也使得我們蘭大細胞學在全國占上了個位置。我感覺到鄭先生對兩件事情很敏鋭的。
  一個就是我們國家在“四人幫”打倒以後,就要大學招生了,當時國內沒有統編教材。1978年教育部召開有關編寫全國統編教材的工作會議,當時在教務處工作的趙松嶺代表學校出席,踴躍攬了這個差事。鄭先生愉快地承擔了編書任務。用了兩年時間編成並出版了《細胞生物學》這本書。因為國內從未有《細胞生物學》的教材版本,這又是一門進展很快的學科,必須把這些年來的新成果、新進展反眏在書裏,確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鄭先生有這種底子啊,因為他一直關注着國內國際在這方面的發展。記得第一版八十多萬字,收集大量的資料,也有國內一些著名專家幫忙,如仝先生、北大的翟中和,醫學科學院的薛社普,東北師大的郝水教授等,給他提供了不少資料,有的還編寫了章節,國內、外專家也提供了不少圖片。這本教材是我們國家第一本《細胞生物學》統編教材,影響很大,因為大家都沒有教本嘛。後來陸續出現了其他高校的老前輩編寫的細胞生物學教材,相對都比較晚。
  還有一件事就是,國內老專家們醖釀,決定成立“中國細胞生物學學會”,由鄭國錩先生出面張羅組織,1980年在蘭州召開了“全國細胞生物學學會”成立大會,細胞生物學屆的老前輩全都來了。學會理事長是由上海細胞所的莊孝僡所長擔任,鄭先生是副理事長。我當時在瑞士,沒有參加成立大會。等我回國以後,到1983年開第二屆大會,就把我選為理事了,第3屆後來又選為副理事長,一直到第七屆。從1980年到現在,三十幾年了,四年開一次全國大會。由於我們蘭大是發起單位,由鄭先生領導的細胞生物學團隊有一定的實力和基礎,這就給我們兩個理事名額。我在學會的活動中認識了很多同行學者,年年開會,學術交流,也通過學會了解國內外的很多動態,很是受益。

王:也擴大了蘭大的影響。
  賈:是。蘭大地處西北,學會還讓我們來帶動西北。那時候青海、寧夏、新疆一個會員都沒有,學會還讓我們來帶動,在西北發展會員。所以我覺得鄭先生在推動學會活動上是有貢獻的。
  這兩件事情在全國都很有影響。

鄭先生把我引上了科研之路

賈:我是鄭先生的老學生,跟我同屆的還有王義琛,我的師兄,那是第一次招研究生。做研究生階段,條件也差,只能做些傳統的顯微切片,進行常規細胞結構觀察。但是他也是讓我們兩個儘量擴大眼界,讓我們從細胞學、胚胎學的角度,看看一些植物受精前後的細胞化學成分的變化。我跟師兄兩個就這麼觀察了三十多種植物,有栽培植物,包括小麥、大麥、燕麥,和野生植物。從開花授粉、胚囊的發育、受精,一直到胚胎形成。我們都做好多切片,做各階段DNA、RNA、蛋白質、澱粉等成分在植物不同發育過程中的變化研究。總之我們得到了很多訓練,在科研能力上有很大提高。
  總之,蘭大培養了我這麼多年,作為青年教師,鄭先生把我們引上了科研之路。
  鄭先生有一副威嚴相。我們幾個研究生在學習期間,見了他都是畢恭畢敬的。他把我們抓得很緊,我們也很自覺,假日幾乎沒休息過,有時候晚上還要做實驗。我記得大年三十我們都幹到了下午六點鐘,鄭先生把我們幾個年輕人,還有聶秀菀、楊慶蘭請到他們家去吃飯,有説有笑。其實鄭先生有很和善的一面。

賈敬芬王勳陵夫婦和鄭國錩一起參加全國學術會議

我做原生質體培養實驗,幾乎天天和鄭先生討論。他看到什麼文獻就給我介紹,我們配合得很好,還一起到國內參加學術交流。1975年到山東農學院交流,他就把我和師兄帶過去。後來在1985年,江蘇農科院遺傳生理室的奚元齡老先生,邀鄭先生講原生質體培養,鄭先生也還是把我推到前頭,一同給他們講。從這裏可以感受到老先生對我們年輕教師的用心培養。

王:聶秀菀一直在做這個實驗工作?
  賈:嗯,聶秀婉一直是做染色體穿壁方面的主力,從事顯微和超顯微,技術精湛,後來也用上分子生物學手段。她始終是兢兢業業的。她和楊慶蘭是鄭先生染色體穿壁課題研究的主力。後來學校買了電鏡,也主要是為鄭先生做這個染色體實驗的。

王:那個電鏡室就是專門為他建立的?
  賈:當時是的,還配備了學物理的幾位老師作為電鏡室專職人員。後來電鏡室也對外了。所以成就鄭先生的工作,也是一個團隊的力量。
  這個細胞室文革後就形成了兩個研究方向,一個是染色體穿壁課題,另一個是植物細胞工程,包括組織培養、原生質體培養、體細胞融合、遺傳轉化等。基因工程、分子生物學技術也都建立起來了。

王:在細胞生物學方面,我們蘭大在全國也應該是有地位的。
  賈:是的。不過我們畢竟還是條件差一些,得力的人手還是少,資金有限,設備差。全國東邊的一些大學,特別是中科院一些研究所發展很快,迅速走在了前面。不過我看到今天的蘭大,分子細胞生物學領域已經形成了一支強有力的新團隊,工作很出色,高水平成果不斷。這是很值得慶幸的。

去瑞士作訪問學者

改革開放帶來了公派出國深造的機遇,我是幸運者。經學校的英語和專業測試,我被選上了。我的英語底子差,大學、研究生階段學的俄語多,只是研究生時作為第二外語學了英語。出國前先到西安外語學院培訓了一學期,主要是口語和聽力。1979年10月就出去了。
  當時英語國家沒名額,與鄭先生商量,去了瑞士。瑞士巴塞爾市有一個國際很有名的研究所(Friedrich Miescher Institute),那裏植物細胞工程和遺傳操作處於領先水平。

1979年在瑞士實驗室作訪問學者

經與聯繫去了Ingo Potrykus實驗室。那裏官方語言是德語,我不懂,但學術交流用英語,對我來説,語言仍然是最大障礙,很影響交流。幸運的是,我們曾做過一段時間的原生質體培養,工作基礎和這個實驗室做的研究範圍很貼近,加之去以前,參閲了他們發表的一些文章,對他們的工作範圍有了一些瞭解,所以語言上的障礙沒有帶來太大困難。那時這個實驗室的工作,主要有原生質體培養和體細胞雜交。在那裏可以説是大開眼界。實驗室條件特別好,我不僅做原生質體,而且做體細胞雜交,還做了外源基因的導入。
  我在那兒待了整兩年。雖然人家每週是休息兩天,我每個週六都要去實驗室做實驗,有時星期天也去半天。週末實驗室都沒有人,條件那麼好,藥品隨便用,也不用洗東西,都是一次性的。這麼好的條件,當然得抓緊利用。
  我在那兒的兩年,實驗很有進展。第一年用兩種植物材料獲得原生質體培養再生植株,還發表了文章。第二年與搞突變體篩選的實驗室合作,做體細胞雜交,是拿兩個不同屬的植物原生質體做雜交,獲得了成功。另外還做了原生質體的遺傳轉化。當時國際上1980年只有七十種植物原生質體培養取得成功,我們的是其中一個。另外做體細胞雜交,屬間體細胞雜交只有五例再生植株,我們也是其中之一。 後來在1981年冬天,在北京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,我也參加了。德國老科學家在作綜述報告中,把我們體細胞雜交的例子舉了出來。那是在瑞士做的。遺傳轉化方面的工作是用矮牽牛原生質體做受體的,最後成功了。用原生質體做受體進行外源基因導入,當時國際上只有兩例。
  我那個指導老師Potrykus非常善良,那是個德國人,一直在瑞士工作,在原生質體遺傳操作方面,做了很多開創性的工作。現在已經退休多年了,我回來後仍和他保持聯繫多年。後來他到了蘇黎世去了,做水稻轉基因。針對非洲兒童維生素A的缺乏症,他的團隊把維生素A的編碼基因轉到水稻裏,獲得過量合成維生素A的黃金水稻。該研究仍然有人在菲律賓國際水稻研究所繼續做。
  在我的科研道路上,鄭先生把我們引進了門,教給我們思路,奠定了紮實的專業基礎,掌握了專業技能,真正走上了科研道路。在瑞士那裏工作時,才不感到生疏,才能做出了一些結果。我的文章也是從1980年以後才開始出的。在此之前沒什麼文章,也就只有一兩篇。
  回來以後做的方面就多了,加上研究生,本科生。現在有二百多篇文章,當然多是指導研究生搞的。培養研究生,要求他們有文章。他們應是第一作者,我多作為通訊作者,我絕對是這麼做的。在瑞士,人家那個導師也是這樣,外國人很講究這些,誰做的誰打頭。

1992年賈敬芬正在指導研究生做實驗

從原生質體培養開始做起

賈:在出國之前,我們就開展了原生質體培養。雖然技術上得到磨鍊,但是沒有獲得成功,走了死衚衕,用的材料不合適。當時認為小麥是糧食作物,從葉片很好分離原生質體,就選了小麥葉片作材料,培養可以活很長時間,偶然分裂一次,但是不能持續,始終不成功。國內外很多單位都曾用過小麥葉片作材料,均未獲得到原生質體再生植株。直到現在這個難題也沒突破。可見我們最初用的材料不合適,走了彎路。不僅是小麥,就是禾本科植物的葉片原生質體培養,到現在都沒有突破。後來國外學者採用幼胚,受精以後半個月的幼胚進行培養,先獲得胚性愈傷組織,再來分離胚性原生質體。這種原生質體就可以持續分裂再生成植株。我們生科院郭光沁教授在山東大學工作時,在這方面也曾獲得成功。以後人們搞小麥原生質體培養就是走這個路子。
  我從國外回來以後,繼續在我們細胞室開展這一方向的研究。條件簡陋,經常污染細菌,實驗效率很低。然而,當時已經開始可以買到一些商品酶了,有一點點錢,買國外產的纖維素酶、果膠酶。研究工作使用了更多的植物作材料,逐漸就把我們這個實驗室這項工作開展起來了,研究生們多開展了這一方面的研究。
  到了1984年國家分配來了兩個朝鮮金日成綜合大學的進修教師,指定在我們實驗室工作,也都四十多歲了。衝着他們,學校給錢購置了超淨工作台,先做組織培養,練習無菌操作技術,接着就做原生質體培養。一個人做的是當歸,另一個做胡蘿蔔。作了一年,做過八十幾次實驗,幾乎都是染菌的。他們期限到了,他們的原生質體剛剛有點兒分裂。走的時候説,回去要彙報交代的,叮嚀我,以後寫了文章要把他們掛到頭裏做第一作者。接着我就繼續給他們培養,把當歸原生質體變成了愈傷組織,但已經算很成功了。胡蘿蔔也得到了植株。寫成文章把他們掛了第一作者,登在了科學通報上,成全了他們,那時候友好嘛。這樣也算培養了兩個朝鮮進修教師,這是1984-1985年的事情。

帶動西大生物技術學科建設

王:那麼您後來怎麼又到西安去了?
  賈:大概在1994年秋天,西北大學生物系系主任和一位校長助理來到蘭州,沒有住在蘭大。我突然接到他們的電話,約我去到他們的住處,動員我去西大。當時西大生物系師資較少,教職員工50多人,學校也正在作着進入211工程的準備,另外他們想發展植物生物技術,已經向上申請建立植物生物技術實驗室,但沒有人牽頭。動員我去西大。同時,那裏的植物學專業博士點將面臨評估檢查。他們的博士點只有一個導師,成果顯得分量不夠,方向比較單一。領導們着急,就來動員我去那裏。
  後來1995年春又有兩位,其中一位是副系主任來蘭州做第二次動員。我是在關中長大的,很喜歡西安那個地方,而且我的兩個妹妹都在那邊,就動了去的念頭。但1995年冬天我得了一場病,住院好幾個月,本也不想調工作了,可系主任又來蘭州,勸我到西安去,説西安醫療條件好,給我治病,讓我很受感動,就答應了。
  到那兒去後,條件很差,沒有人,生物技術方面還是空白。從建實驗室開始,開始招研究生,組建了陝西省生物技術重點實驗室,也壯大了植物學專業博士點的導師隊伍。在評估檢查中,我的材料和王勳陵兼職的材料都用上,西大的博士點檢查就通過了,算是起了很大作用。

王:那您和王先生一起到西北大學?
  賈:不是,那時候他還當着系主任,根本沒有提出來調動,只是在西大兼職。在西大那邊,西大也把他抓住,一般的兼職教師也不帶任何教學科研任務,可是就讓他招博士,帶動西大生態學的發展。西北大學的生態學,實際上也缺人。王勳陵的系主任屆滿後,不定時地去西大,招了好幾屆研究生,還多次申請到國家基金和省課題,對西大的生態學發展起了帶動作用。後來生態學已經成一級學科,西大已經有了生態學科博士點。

王:我們學校到西北大學去的幾位老師,把這個攤子帶起來了。

1993年賈敬芬和研究生一起在現場討論

回憶王勳陵

王:還有請把您和王先生的情況説一下。
  賈:我和他相識相處了四十多年,在我印象中,他對事業非常執着,為人又非常實在。他比我腦子靈活,肯動腦筋,有某些方面的聰明才智。他不大跟人開玩笑,就是幹實事,就這麼個人。説話絕對是直來直去,對老師、對領導都是直言,所以有的領導不喜歡他。他還敢給領導提意見,甚至文化大革命期間,1975年領着植物專業的學生在一條山農場勞動,還頂撞過領導説:讓學生整日開荒勞動,是誤人子弟。
  他當生物系系主任期間,哎呦,那整天琢磨怎麼給繫上辦好事。一上來就面臨各個系都在想盡辦法提高一下大家的生活,能夠增加點什麼收入。化學系靠儀器運轉能夠有點收入,我們生物系,就在生物園後面臨街那面,蓋了一排二層樓的房子出租來得到點收入。
  另外,他很重視給那些有真才實學的老師提職稱的事,特別是給幾個老先生,像彭澤祥,張鵬雲二位老師提教授。彭老師的植物分類學,在我們西北都是數一數二的,精通得很。他教過我們的植物分類學,講的非常生動。可是他的著作很少。張鵬雲老師也是文章較少,但學識非常淵博,功底深厚,他教過土壤學,遺傳學、植物學、植物地理學等等。這兩位老師在科研發表文章上非常拘謹。雖然他們的文章不多,但在全國學術界很有知名度。為了他們兩位提教授,王勳陵跑到校評委會給評委們、領導們宣傳,抱了一大摞《中國植物誌》説,雖然這不是彭老師編的,但是你們看,《中國植物誌》編委竟然請的彭老師來修改,註釋各處的對錯,怎麼訂正,有這樣的水平。於是就説動了評委會。可見王勳陵對老前輩的崇敬和他的熱心了。
  説起我們彭澤祥先生,他是個純粹的學者,不太跟人打交道,他講植物分類學。這門課描述性很強,很難講好,可他講的特別生動,很能叫學生把握住要領。我們班很有幾個植物分類學學得很好的,有的分到科學院植物所、林科院的,後來都做出了突出的成績。

王:彭先生還把他收藏的國立蘭州大學的校徽都捐給我們了。兩枚三角形的校徽,1946-1949年的,上面寫着“國立蘭州大學”。
  賈:是吧!退休後彭先生的餘熱仍在發揮,不斷有人向他請教。他應該多帶幾個學生。 張鵬雲、彭澤祥二位都是孔憲武先生的得意門生,孔憲武先生曾是甘肅省僅有的兩個一級教授之一,是我國著名的植物分類學家。他們都是師大的。師大在那時候的植物分類學在全國很有地位。

1986年賈敬芬在實驗中

王:您和王先生怎麼認識?
  賈:王勳陵比我早畢業一年,我當研究生的時候他已經是助教了。他和生物系幾位要好的研究生住在一個宿舍,來來往往就熟悉了。他乍一看老實死板,但後來發現他也不是這樣。雖然吹拉彈唱都不行,但是愛好還挺多,喜歡運動,會游泳,滑冰、滑雪什麼的。

王:王勳陵的詩寫了那麼多。當時就應該表現出來了吧?
  賈:噢,他還愛寫詩,他學生階段寫的詩多,到後來忙了也顧不上寫。那詩多半是學生時代寫的了。他還愛寫科普文章、還是科普作家協會、旅遊協會的會員。他走到哪裏,都愛看廟裏的題詞,關注各地的歷史、地理、文化。他對古文也感興趣,對古農學方面也感興趣。因為他舅舅是學歷史的,他是在舅舅家長大的,對他有一定的影響。他在學生階段愛幫助人,誰家困難悄悄地給人家裏寄錢,所以當時説他學雷鋒學得好,其實就是一種本分。他對家裏人也都是很誠懇的。他們家有六個兄弟姐妹,他們都喜歡他。都覺得他能吃苦。王勳陵有個姨姨,一輩子單身,王勳陵工作以後,一個月工資六十二元,就給在四川的姨姨每月寄二十塊錢。後來接到蘭州一起生活,直到養老送終。他對待這位老人,我看還勝過父母。

王:王先生也是一個善良的人。昨天聽大家講,王先生在學術上也是很成功的,不僅創立了自己的學説,還推動了很多工作的前行。
  賈:我覺得他有創新意識,愛標新立異。植物解剖學是一門描述性的傳統基礎學科,要搞點創新是很難找到突破口的。植物根、莖、葉、花、果實的結構,都是自然存在,多以描述為主。現在新技術手段這麼多,怎麼能不做到墨守成規,有點新發現,該立什麼研究方向?他經常和陳慶誠先生討論這一問題。
  在文革後期,針對西固的化工廠排放的煙霧,嚴重污染環境,他就和陳先生一塊多次到西固去做調查、分析。他們首先發現蘭州市存在嚴重的光化學煙霧,這在我們國家是最早發現光化學煙霧的存在。後來的立題是根據光化學煙霧開展工作,研究它對植物、特別是對農作物的危害。這些課題中,大氣污染物中的一氧化氮、臭氧對植物的影響,還有紫外線UV-B影響的研究方向一直延續到現在,他們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好多是這方面的工作。多年的研究積累,寫成了《植物形態結構與環境》、《生物指示學》等著作。他在技術上曾做出了一點小發明。為做顯微鏡觀察,傳統的製作植物切片,很費時間,材料從固定、包埋,切片,然後到染色等等,要花好幾天時間。他與徐永平合作,設計了一種植物製片儀器。他們設計的儀器,這一過程幾個小時就完成了。這在當時還申請了專利。就把技術轉給了一個工廠,還生產了一批,賣給了一些單位。這還真是一項成果。雖然工廠方面也沒給多少轉讓費,當時也沒那個概念,只要能給社會作貢獻就滿足了。
  他在科研思路上把形態解剖學與生態學聯繫起來,立了不少課題。幾位研究生做着生態解剖學方面的研究,特別是研究西北荒漠地區的植物、形態解剖特徵與環境的關係。
  王勳陵推進的,有關大氣污染物中的一氧化氮、紫外線、微波、臭氧等,對植物影響的課題,後來被他的弟子們,如安黎哲的研究團隊,西大嶽明的研究團隊,雲南農大李元領導的實驗室,山西師大韓榕的學科組,都還進一步做着細胞和分子機理以及污染防護方面的深入研究。

情深義重

王勳陵讓人感到很嚴肅,但是個很善良的人。他的弟子們非常愛戴他。在他生病期間,臨終前,四十多個弟子跑到西安去看望他,病牀前照顧他。他去世以後,學生們把對他的那種愛戴深情都傾注給我了,經常地向我問寒問暖,關心我,路過或專程來看我,逢年過節給我發短信慰問,使我感到心裏很温暖。

王:那你們也是對學生好嘛,你們關心人家,人家還是記着呢。
  賈:這些學生們真好。其實他們大部分都是教授了,已是崗位上的學術骨幹,帶頭人,都是大忙人,這麼多年了還是情深義重。

我校雖然有一個民族研究所在人文科學方面進行研究,但還沒有結合少數民族做些遺傳方面的工作。王勳陵不是搞遺傳的,但他想到,我們甘肅省有四個特有少數民族,就想到立這一方面的課題。由研究生謝小冬、楊亞軍等人具體工作,現在這個方向的研究進展很好。由謝小冬領導的研究團隊的工作已經成了大氣候。楊亞軍在復旦大學工作了,也進行民族基因組學方面的研究,很有活力。

王:開創了一個新領域。
  賈:是。把民族基因組學跟西北民族學研究結合起來了。

王:這也是做西部文章,西部的少數民族嘛。
  賈:是啊!

王:那人家有這個創新頭腦。他好像後來身體狀況不太好?
  賈:得了癌症。淋巴腺癌。他多年來身體實際上非常不好。從年輕時候就得了鼻竇炎,呼吸不通暢;到晚上口乾舌燥,引起頭昏,睡眠質量不高,後來腸胃也不好。他非常不注意身體,哪裏不舒服還不跟人説,有病扛着,一直到發低燒了,才去第四軍醫大學西京醫院檢查。那個醫院名氣大,儀器精良,可是人山人海地擠,光檢查就花了十多天。這個十多天等結果,沒有任何醫療措施,只給點小藥維持,病情不斷加重。還要做脊背穿刺、腸鏡檢查、胃鏡檢查,真受了很大的罪。最後做第二次B超,夏天房間裏開的空調,大夫們都穿的白大褂,讓他敞着胸做檢查,就感冒了,引發呼吸系統感染,心肺功能衰竭,他太弱了,光這個感冒就抵抗不住。當時就打算好一點了回蘭州來,這裏學生多,他也有在腫瘤醫院工作的學生,最後還是因為白血球太高,又發着燒,根本不敢上路,就沒過來。

王:當時年齡是?
  賈:68歲

王:68歲這是哪一年?
  賈:2004年。

王:噢,剛十年。哎呀,老先生也是一心撲在工作上,弟子滿天下,學術成就又這麼好。

桃李成蹊

賈:我在蘭大1985年就開始招博士生了。當時鄭先生是博導,我是副導師。招的第一個博士生叫許耀,是西北農大碩士畢業後到這兒來的,非常有鑽研精神,實驗室的條件簡陋,但他能讓其發揮最大作用。原生質體培養、體細胞雜交,遺傳轉化他全都做了。在這兒完成了好幾篇文章,登在《中國科學》,《科學通報》、《生物工程學報》上。畢業以後到中山大學做博士後,做博士後期間,繼續做遺傳轉化,基因工程方面的工作,留在中山大學工作,獲得了多項科技獎勵,還被選為國家教育部跟蹤的青年優秀人才。現在在美國,工作也很出色。
  第二個博士生是西北農大年輕教師何玉科,我也是作副導師。他在荷蘭瓦格寧根農業大學進修過半年多。我們是1987年在荷蘭那兒開學術會議時認識的。當時根據在職人員申請的政策,他申請我們這兒的博士學位,參加了我們這裏的考試,有了在荷蘭的工作基礎,深入作了油菜遺傳轉化方面的研究。獲得博士學位後,去了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,很快成為那裏的學術帶頭人。現領導着一個學術團隊。
  到了1991年以後我就作為博士生導師招博士生了,每年都招幾個博士和碩士生。這期間也還有一些鄭先生的研究生,多做原生質體培養,體細胞雜交、突變體篩選和遺傳轉化方面的工作,像現在在海洋大學的唐學璽,在吉林的郝東雲等,也都在我的實驗室完成他們的實驗。每年除帶博士和碩士生外,還帶本科生畢業論文。另外還有好幾個進修生。實驗室不大,但人很多,很熱鬧,很融洽。我在這兒指導過的博士生、碩士生,有二十五六個,大部分都很優秀。像蔣爭凡,獲得碩士學位後考上了北大翟中和院士的博士,他現在是北大的教授。碩士生趙忠,後來作復旦的博士生,現在是中國科技大學的教授,科學院的百人計劃。還有徐子勤,在蘭大時做體細胞雜交很成功,基礎很紮實。現在在西大,也是那裏的學術骨幹,他的研究生們很佩服他,認為他是個踏踏實實作學問的,有真才實學。他前後花了八年時間,寫成一本八十八萬字的著作-《功能基因組學》,科學出版社出版,相當不錯。
  我到西北大學已經快20年了。在那兒組建了陝西省生物技術重點實驗室。實驗室結合西部大開發和陝西省經濟發展的需要,開展着植物抗逆境基因工程的應用基礎研究,細胞與基因工程產品開發以及糖生物學與糖工程方向的研究。近年已從國外引進了好幾個優秀人才,人員已經擴大到20多人。我在西大前前後後也招了20多名博士和碩士生,畢業後工作在全國各地,從事着教學、科研或開發研究,在工作崗位上發揮着骨幹帶頭作用。我和他們都經常保持着聯繫。
  在調到西大後的前幾年,我還在蘭大有三屆研究生在讀。侯歲穩教授現在是蘭大生科院的博導,是我離開蘭大那年才招的博士生。所以去西大後好多年裏,我是經常回來的,直到他們都畢業了。

王:請您給我們留言。
  賈:好。(寫)插柳之恩永不忘。祝母校事業順暢,越辦越好。賈敬芬2014年10月20日

王:謝謝賈先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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賈敬芬, 1938年5月出生於河北深澤。1962年畢業於蘭州大學植物學專業本科,1965年蘭州大學細胞學專業研究生畢業。1967-1970年在中國農業科學院工作。1971年1月-1996年7月年在蘭州大學細胞生物學研究室工作,期間於1979年10月至1981年10月曾在瑞士巴塞爾Friedrich Miescher 研究所作訪問學者,進行植物細胞遺傳操作領域的研究。1996年8月至今為西北大學教授,博導,組建了陝西省生物技術重點實驗室,並擔任實驗室主任,2014年退休。歷任中國細胞生物學會四屆副理事長,國家教育部高等學校生物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兩屆委員。國際植物組織培養聯盟會員。曾擔任[實驗生物學學報]、[西北大學學報]編委。研究方向為植物細胞工程。已培養博士生23人,碩士生25人。曾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,國家科技攻關項目以及省級科研課題三十餘項。已發表學術論文200餘篇,參加編寫著作10本。其科研成果曾獲1987年和1999年國家教育部科技進步二等獎和三等獎,獲省級科技進步獎四項,省教育廳科技進步獎7項,通過省級科技成果鑑定兩項。1989年被全國婦聯授予“全國三八紅旗手”稱號。1992年被國家人事部授予“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”證書。自1991年7月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貼。1998年被陝西省人事廳和教育廳授予“優秀博士生導師”稱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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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輯:趙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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